孟刚、邹逸麟《晋书地理志汇释》出版
【说明】如需引用，请务必参阅原著。个别字方正系统不能识别，请谅。
作者: 孟刚 邹逸麟 编著
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2
定价: 198.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33688011
序 言
一
《晋书・地理志》是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之一，是研究晋代地理最重要、最基础的资料。《晋书》共一百三十卷，是一部唐初史臣根据留存的晋代史书、官方档案文书、私家文献等编纂而成的史书，记载了西晋和东晋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历史。《晋书》有十个志共二十卷，分别为“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和“刑法志”。“地理志”有两卷，主要记载了西晋太康初年全国的政区建置沿革情况，并保存了州、郡国、县三级政区各自的户口数字等资料。
《晋书・地理志》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叙，主要叙述了先秦、秦汉、三国及西晋的政区演变简况，此外还对“五服制”和“分封制”等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社会组织制度进行了简要叙述，并对先秦的邦国及秦汉以来的建置沿革与疆城拓展、郡国与户口的演变进行简叙。第二部分大约以太康初年为断限，记载了十九个州及其所辖一百七十一个郡国、一千二百多个县的建置沿革情况。每个州的内容又分为三部分，开头部分是每个州从“禹贡”到晋初的沿革，中间部分是每个郡国及所辖县级政区的名称，兼有记载部分山川、名胜、古迹、物产、地名来源、统县数字及户口数等。除交州外，最后一部分则非常简略地概述晋惠帝之后及东晋十六国的州及郡国的沿革情况。
《晋书・地理志》的史料来源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的问题，它与两晋时期的各种地理类书，以及与在它成书之前的《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的关系都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唐初二十位左右史臣用三年的时间编成了《晋书》，一般认为，唐修《晋书》主要是在臧荣绪《晋书》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又参考前人所修的其他《晋书》及各类档案文书、晋代文集等，但是《晋书・地理志》的编纂者在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地理志》二卷，钞撮《宋书》而未精密”。就西晋部分而言，应该是有比较准确的西晋官方档案文书或利用过这些官方文献编纂而成的史书作为编纂依据的。
《晋书・地理志》的不足比较明显，对于太康初年以后尤其是东晋十六国的疆域政区没有详细的记载。胡阿祥先生认为“《晋书・地理志》有两大类错。一是志文往往与纪传不合，如钱大昕称：‘即一部《晋书》论之，纪传之文，无有与志相应者；以矛刺盾，当不待鸣鼓之攻矣。二是往往误刘宋制度以为东晋制度。最明显的例子是侨置州郡的名称”。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书成于众手，没有认真订正核对，也有可能是因为纂修者中有非精通地理沿革的人。另外，唐太宗下诏纂修《晋书》，与其政治思想和唐初的形势有密切关系。他亲自撰写司马懿、司马炎、陆机和王羲之四人记传的史论，直接参与史书的编基，总结西晋兴衰灭亡的教训，书中也体现了唐人对晋史和近代地理空间的构建与认识。
二
对《晋书・地理志》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探讨两晋地理类史料的辑佚或者是“重新发掘”，第二类是对《晋书・地理志》文本本身的研究，第三类是探讨两晋历史或历史地理研究中发现的《晋书・地理志》中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选取与《晋书・地理志》及本书整理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说明。
《晋志》的纂修是在《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南齐书・州郡志》《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之后，所以它应该是有对之前编纂的史籍的吸收，但也有采用新资料或提出新观点，如关于秦郡的数量，辛德勇先生《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即引《晋志》作为一说。
晋代修纂的各类地理志书被认为是重要的一手史料，为历代研究《晋志》的学者所重视。蒋骐在《王隐〈晋书地道记〉研究》一文中提道：“晋武帝时期官修地理总志有《泰始郡国图》、《太康三年地记》、《太康地道记》、《太康土地记》、《太康郡国志》和《太康州郡县名》六部；晋惠帝时期有《元康三年地记》、《元康地道记》及《永宁地志》三部，另有东晋全国总志《晋地记》一部。”私人修纂地理总志又有“如摯虞《畿服经》、皇甫谧《郡国记》、乐资《九州志》、荀绰《九州记》、黄恭《十四州记》及伏滔《地记》”。南朝时期的专门的地志还有《永初郡国志》等。这些书后来都散佚了。清代黄奭《汉学堂丛书》与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分别辑录“唐以来的类书和古书注中的遗文”汇编成书，清代王谟编的《汉唐地理书钞》则是将散见在这些古书中的晋代地理类书辑在一起，这些史料对《晋志》的研究都是补充。
过去对两晋时期其他史料中保存的地理部分内容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并不多，大都是利用其中具体的信息。近年，孔祥军对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所存《太康地志》进行辑考，注意发掘“魏末晋初地名与政区”的新史料，考证出其政区断限。另外，东晋郭璞注的《山海经》也有一些“东晋地名与政区”的资料，也需要在研究中引起重视。
再比如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对古代巴蜀及西南地区的地理记叙很详细。北魏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有很多汉代到魏晋的地理变迁资料，尤其是北魏对之前的追述，对古城的定点、水道的变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料。再如清汤球辑的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可以补《晋书》中的一些不足。
唐代除了《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这些地理总志保存一些唐人对晋代地理的追述以外，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李善对《文选》的注等，也都有丰富的晋代地理内容，值得利用。
自《晋书》编纂完成后，对《晋书》本身的研究就开始了，如唐代何超著的《晋书音义》，对《地理志》中地名的音和义有注释，地名学研究价值很大。唐代杜佑《通典》的《州郡典》十六卷、宋郑樵的《通志》等都有地理部分内容，对《晋志》都有补充和订正。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通鉴考异》，元代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及《通鉴释文辩误》，也有对两晋地名及政区制度的考辨和注释。吴士鉴的《晋书斠注》对这部分内容利用很少，故本书做了汇集。
清代乾嘉时期学者的研究很多，有的重视考订《晋志》所载地名的今地所在，有的是核对《地理志》部分与其他史书或《晋书》其他部分的异同，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程廷祚《晋书地理志证今》、孙人龙《晋书考证》、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劳格《晋书校勘记》、李慈铭《晋书札记》、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晋书校文》、傅云龙《殿本晋书校正》、王仁俊辑《晋书佚文》，等等。
钱大昕对《晋书地理志》的研究贡献最大，《廿二史考异》《诸史拾遗》《十驾斋养新录》《十驾斋养新余录》等书对《晋志》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是研究水平最高的。其次是洪亮吉、毕沅、方恺等人对《晋志》的专门研究，可以说在传统时代能认识到的一些问题基本都被发现出来了。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对清人补晋书表志有段评估：“地理方面，其校注《地理志》者有毕、方两家。毕沅又曾辑《晋书地道记》、《晋太康三年地记》、阚骃《十三州志》，大抵《晋书・地理志》郡县依《太康地记》，亦有所改动，户口则依元康户籍，期间自相矛盾，乖失之处甚多。惠帝以后特别是东晋时的更改只是寥寥数语。毕、方二书，体例考证均不相同，无妨并存。大抵毕书较略，方较详。又有吴翊寅补注，宜胜毕书。但如方所较，几乎处处有问题，恐亦求之过深。《地志》所采只以某年为断，不能说凡是见于西晋的县都应列举，或都详加说明，盖唐时已不可能都这样做。《晋志》之病在于既以太康三年为断，却又不能严格遵守，自乱其例。洪氏两《疆域志》是一种创作，特别是《十六国疆域志》，至不易为。如赫连氏的以州统城，即是洪氏所发现。”当然，对毕沅、方恺、吴翊寅、洪亮吉的补志的价值与不足进行了精确的判断，对本书的汇编很有帮助。另外，清代的一些重要地理类书，对于两晋的地理都有考辨与定点，比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與纪要》、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等，都是晋代政区今地定点的重要参考书。本书汇集的历代研究中清人的研究基本在这个范围内。
民国学者研究涉及《晋志》的主要有这样几位，一位是汪兆镛《稿本晋会要》地理部分，但是胡阿祥认为《晋会要》几乎全部承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另外影响最大，资料最丰富的是吴士鉴的《晋书斠注》。它汇总前人研究《晋书》的资料，乾嘉时期的研究成果收集极多，曾有学者统计共引用书籍达300多部，《地理志》部分的研究收录比较齐备，亦有吴士鉴本人的一些观点。缺点是该书对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利用不够，所用底本也不佳。《晋书斠注》是本汇释的重要资料之一。马与龙《晋书地理志注》是专门注释《地理志》的，也是本书收录的重要资料。
1949年之后，除了一些论文涉及两晋政区地理的考证复原以外，有几项关于晋代地理的重要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一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的校勘记，《地理志》“中华校”部分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予以全部录入。二是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绘制了有关西晋、东晋和十六国的几十幅地图，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工具书，也是本书的重要参考基础，其定点均一一核对。近二十年来，胡阿祥先生《六朝疆域与政区》、《宋书州郡志汇释》、《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和《中国行政区别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是魏晋政区地理研究的最新最重要成果。孔样军先生《晋书地理志校注》《汉唐地理志考校》《三国政区地理研究》是专门研究《晋书・地理志》的重要成果。
考古资料是今天必须广泛收集和利用的。一方面要重视重要的魏晋城址的发据及定点信息，另一方面，要利用存世或出土的两晋碑石墓志资料等，第三是还要重视利用近年出土的吴简、晋简牍等文字资料。对今地定点，本书参考核对了已出版的各省《中国文物地图集》，民政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以及魏嵩山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和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两种历史地名辞典。
三
在《晋书・地理志》汇释工作中，发现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些研究方向也很值得深入探讨。比如《晋书・地理志》有数处注有公国、公国相等备注信息，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照抄《续汉书・郡国志》郡国下所写小注，也有人觉得应该有史料依据。这方面有一些讨论，但还没有准确的结论。
《晋书・地理志》郡国资料和《职官志》《纪》《传》中记载的西晋分封制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值得深入研究。顾江龙先生在《〈太康地记〉考——兼论王隐〈晋书・地理道记〉和〈元康地记〉》（《文史》2018年第4辑）的最新研究，就涉及这方面，其中专门考证了《晋书·地理志》中北海郡和东莞郡的置废问题，讲道：“一、西晋咸宁三年调整王国，废除北海国，并入齐国，又废东莞国，并入琅琊国；太康四年初，复立北海国，废济南郡，并入齐国；太康十年，复立东莞郡。二、《魏书・地形志》所载西晋政区依据王隐《晋书・地道记》，因后者以太康三年断代，所以《魏志》对原先北海、东莞所辖各县的记载最为准确。研究西晋郡县沿革当充分利用王隐《地道记》和《魏志》。三、《太康地记》并非撰于太康三年，作者当是东晋后人。《太康地记》列北海、东莞二郡，又将扶风国称作太康十年才建立的‘秦国’，种种迹象表明它仅以太康三年到十年的区间模糊断限。”这算是对唐修《晋书・地理志》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
再者，《晋书・地理志》还有户口资料，这些资料和税收、封国等有什么关系，今也未见深入研究。
从传统的研究方法来看，要想将来在《晋志》研究中有所推进，还需要依靠考古和新史料的发现来推动，比如新发现的简牍这类一手的档案资料。2003年在湖南郴州苏仙桥工地十号古井中，发现600余枚晋简，初步推断是西晋桂阳郡郡府档案。根据《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8辑，岳麓书社2009年版）披露的简牍内容，可以复原出的桂阳郡属县与《晋书・地理志》记载一致，郴县（1－22）、便县（1－1）、晋宁（1－2）、南平（1－4）、临武（1ー9）、耒阳（2－350）。比如其中在交通路线上提到了湘东郡利阳县（1－27），这个在《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晋图幅无考的县或许可以推算出大概位置。可以推测，《晋书·地理志》所使用的资料应该有一定的官方档案依据。另一方面，要把《晋志》放在它和《晋书》其他部分的比较中来寻找突破，也要把它放在魏晋以来的地理书、历史书的大背景下来综合研究，或许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寻找出政区地理演变的规律，进一步推动魏晋史的研究。
四
本书的主要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是丛刊前言、序言和例言。对“历代地理志汇释”丛刊的研究计划进行介绍，对《晋书・地理志》的文本情况、历代研究概况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对本书的体例、所用底本等进行说明。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体，按照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地理志》文本的顺序，对其进行汇释。考虑到研究的重要性和全面性，首先全文录入的是《晋书・地理志》“中华校”部分，其次是全文录入吴士鉴《晋书注》的《地理志》部分。第三是“集释”，即把除吴士鉴外的其他历代研究者对相关内容的考证、史实考辨、考古资料等研究成果接照成书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对于相关史料引述中重复部分进行删节。这其中先把宋本《晋书》和百衲本《晋书》的地理志部分与中华书局点校本《晋志》的异文录出；其次全文录入何超《晋书音义》、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及《通鉴释文辩误》等；再次把清代的顾炎武、顾祖禹、钱大昕、全祖望、毕沅、方恺、马与龙等人的研究成果录入。“集释”晋书地理志汇释的最后部分还录入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对《中国历史地图集》两晋图幅的商榷文字。
第三部分是“编者按”，主要是利用相关考古报告、出土简牍碑刻以及《中国文物地图集》、历史地名辞典等资料对两晋一千二百多个县及县级以上政区的治所进行核查分析定点，今地统一为2015年政区。另外也对汇释中部分内容进行少量的讨论。
第四部分为参考资料和按照笔画、音序排序整理的索引表，便于读者比较方便地使用本书。
1934年《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提到了几项关于地理沿革本身的工作计划，其中第四项就是“完成清人未竟之业，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晋志》《魏志》《两唐志》最为芜乱难读”。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先生主持启动“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谭先生去世后，由邹逸麟先生、周振鹤先生继续主持，陆续出版了《汉书地理志汇释》《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宋书州郡志汇释》《两唐书地理志汇释》《宋史地理志汇释》《辽史地理志汇释》六部。截至2012年，本书经过十年的编纂校改，汇集了学术界关于《晋书・地理志》的各类研究成果、考古资料等，希望能为读《晋书》者提供帮助。虽然我们尽力为之，但肯定还有不足甚至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将来再做修订改正。
后 记
2005年暮春的一天，邹逸麟先生问我，有没有兴趣帮他一起整理《晋书地理志汇释》，他要参加《清史・地理志》的编纂工作，实在抽不出时间。我当时以为只是简单的文字输入，就答应了下来。过了几天，邹先生把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地理志》、吴士鉴撰《晋书斠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吴兴刘氏嘉业堂1928年刊本）复印本给我，同时给我的还有他在中华书局点校本基础上进行的部分汇释和点校的书稿电子文档。不久，我就开始接照复印本上邹先生做的标点体例把《晋书斠注》录入《汇释》。后来，邹先生又把国家图书馆藏马与龙撰《晋书地理志注》（《二十四史订补》影印1932年湘鄂印刷公司铅印本）复印本交给我，这两部书成为《汇释》的主要部分。邹先生一再强调，对于前人的成果要充分尊重。后来我又陆续将《二十四史补编》《二十五史补订》《二十五史三编》中直接与《晋书・地理志》相关的部分大致按照著述以及出版时间前后排列录入。
做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古籍整理是个很艰苦的工作，必须要严格细致，反复检查。我的工作进度比较慢，一方面复印本文字不够清楚，辦识起来有难度；二是我对文献不够熟悉，文字录入也比较慢；第三是文献中不清楚的部分需要重新核对原文，这些都影响了进度。加之我在史地所“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项目组工作，承担清末县及县级以下小地名的定点、录入和县级政区边界初稿的绘制等科研辅助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做《汇释》。在整理的初始阶段，电子资源还很不丰富，检索不便。所利用的资料基本是纸本图书，其间仔细参考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周叔弢旧藏小字宋本《晋书》，对《地理志》部分进行了核对，补充了一点“中华校”未收部分。直到2010年秋，才基本完成全书，所收的今人著述也仅止于2010年上半年。在整理过程中，我随时向邹先生请教，最后将全部正文整理好，又交给邹逸麟先生审阅。邹先生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对于不易处理的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基本都采纳了。
在汇释过程中，我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县下有注“侯国”“公国”，也有注“侯国相”“公国相”，这些之间有什么区别？《晋志》各个部分内容，是不是有统的断限？2003年湖南郴州出土苏仙桥晋简，其中桂阳郡的档案对于研究晋县级及县级以下政区和交通等地理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待全部公布后可以深入探讨。另外不少西晋时期县治的今地目前仍不可考，这些问题都不是在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只好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深入探究。
整个编纂过程中对于《汇释》收录内容的取舍我这里需要做点补充说明。“中华校”是全文录入，《晋书料注》也基本全文录入，删除的是和“中华校”完全重复的内容，《晋书地理志注》录的基本是前两种书不重复的部分。但是特别要指出，因为各家注本在正文不同位置注出各自研究内容，有的是随文注出，有的是在县后统一注出，考虑到尊重原文，不宜大搬家，就只按照原注所处位置录入相应正文下，不做调整。这样可能在阅读上会有一些杂乱。另外对于一些注文虽然重复，但是删除又会影响后续评述部分的理解，就没有删除。对于注文中涉及其他中华书局点校本正史的“中华校”，我也基本全部录入，比如注文中《宋书・州郡志》的“中华校”部分等等。
这本《汇释》我想达到的效果是希望能把目前所发现的直接与《晋书·地理志》相关的考证的论著、论文、考古资料等尽量多的收罗齐备。对于今地的注，也尽量将有确切考证的地点注细，而对于诸家之说不能判断取舍者，则依次列出，供读者参考。这样做有一定风险，注得越细致，错误也就会越多，但是考虑到现在论及今地的著作都比较详细，还是尽量能细的就细一点。其中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对于一些实在搞不清楚的县治，我查阅了本所保存的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部分未刊释文，做了少量摘录；还参考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部分考证释文。另外，还摘录了两条谭其骧先生在《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上所做的眉批，蒙周启锐先生同意，摘录了周一良先生《晋书》批校本的几条内容。这些内容都在正文和参考书目中注明了出处，如果读者需要转引，请注明这部分内容的原始出处及相关机构和版权继承人的版权所有。
安徽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周振鹤先生《汉书地理志汇释》、钱林书先生《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和胡阿祥先生《宋书州郡志江释》，都给我很大帮助，不仅参考学习其体例，遇到问题还可以借鉴他们的处理办法，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核对这三部书的内容及引文，大大加深了我对两汉到南朝宋的正史地理志及其注文的熟悉。
在此书阶段性完成时，我首先想把这本书献给周一良先生，是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著述，引起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他生前对我的关怀永存心间。今年是先生逝世十周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学术研究愈发为后来学人所珍视，我也深切地怀念他。我也把这本书献给已过耄耋之年的祖父和祖母，他们培养我，教育我。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妻子和胞妹以及全家人对我多年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撑，我也不能过这样“穷快活”的日子。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祝总斌先生，复旦大学张修桂先生、王文楚先生、葛剑雄先生、王亮先生、季忠平先生、邹怡先生、郭永秉先生、徐冲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卜永坚先生，中山大学谢湜先生，扬州大学孔祥军先生等人给予我的直接督促、指导和帮助。他们或提出意见建议，或复制资料和惠赠论文。也感谢本所满志敏先生、朱毅先生、傅林祥先生、陈伟庆女士和孙涛先生的帮助。还有一些师友也要致以深深谢意，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我很感激能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这样一个学术氛国浓厚的地方工作和学习，得到了身边师长们、友人们和同学们的热情支持与无私帮助。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为这个集体増光。
我对于古籍整理训练不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心得无多，所以书中肯定会有些问题，比如体例编排、内容裁剪、标点符号、文字输入等方面。希望读者不各赐教，力争将来能再修订增补。
也很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为学术积累所做的贡献，感谢责任编张利先生和特约编辑彭克明先生的严格和细致，他们给我订正了错误，给这本书做了严格的把关。
最后我想真诚地感谢邹逸麟先生，是他给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让我多读点书，学一点东西，不要荒废时光。
孟刚谨记
2011年4月2日
2011年10月23日一校时修订
2012年5月18日收到张利先生寄来的二校清样，断断续续到9月4日看完，第一遍是核对一校的修改稿，把二校清样没有改过来的再改正，第二遍是重新核对了今地，第三遍是从头到尾看一遍，修改了二三十处明显的错误。另外也补充了2011年10月一校后又出现的关于《晋书・地理志》的重要研究文章，补充了《文物地图集》宁夏、甘肃和重庆三分册中关于汉晋故城的考古记录。但是也有遗憾，有两种书应该辑入，一是唐雯著《晏殊〈类要〉研究》中几条转引的《晋地志》的部分，因为需要核查原书，没有敢贸然录入。二是2012年8月下旬出版的《历史地理》第二十六辑李晓杰教授等人著《〈水经注〉汾水流域诸篇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中关于汾水流域汉晋故城的考证结论，限于时间原因，这次都没有辑入。
2012年元旦，孔祥军先生将新出版的《汉唐地理志考校》和《晋书地理志校注》两本书送我，我也在二校时进行了核对。孔先生对《晋书・地理志》中的内容进行了电子资源检索，发现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看法。因为孔先生博士论文是研究国政区地理，所以在论述中，他能从汉到三国再到两晋，这种追溯，能够发现些问题，工作很有启发性。孔先生还提供了他的未刊稿件供我参考，凡辑入者都注明了出处，不敢有掠人之美。顾江龙先生对《晋书・地理志》的成书过程和文本研究有自己独到见解，近年来对此有深入研究，但是没有正式发表文章。2012年6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提交的论文就是专门研究“侯国”“侯国相”等问题的，非常感谢他同意将他文章中的研究成果辑入本书。
2012年9月8日二校后又记
2013年3月20日，收到责任编辑张利先生快递来的三校稿子，因为样稿已经定型，只能对一些明显的错误进行修改，而一些新找到的资料只能补充如下，请读者参考使用，并请谅解。
补充一：雍州始平郡蒯成县
桂馥《晚学集》卷五“书《晋书・地理志》后”曰：“《晋志》始平郡有蒯成县，此沿《史记》之误也，《史记・周緤传》‘以緤为蒯成侯’。《索隐》云：‘蒯者，乡名’。接《三苍》云，蒯乡在成父县，音裴。崔浩音簿坏反。《正义》云：《舆地志》云‘蒯成县，故陈仓之故乡聚名也，周緤所封也。晋武帝成宁四年，分陈仓立蒯成县，属始平郡’。《汉书・周緤传》更封緤为城侯。《功臣表》误作蒯，从崩，从刀，不成字。服度音菅蒯之蒯。苏林音簿催反。师古曰‘此字从崩，从邑。因蒯，非也’。吕忱音陪，而《楚汉春秋》作憑城侯。陪、憑声相近，此其实也。又音普肯反。馥按：《说文》‘䣙，右扶风鄠乡。从邑，崩声。沛城父县有䣙乡。读若陪。’馥谓《汉书》作䣙，与篆文合。《楚汉春秋》作憑，小颜音普肯反，皆与崩声相近。吕忱音陪，与《说文》合。服度音蒯、崔浩音簿坏反、《三苍》音裴、苏林音簿催反，皆与陪声相近。《與地志》以为陈仓乡，陈仓属扶风，与鄠相近。鄠县，晋亦属始平郡。《三苍》谓在城父，与《说文》城父䣙乡合，其字本从邑，从崩。俗书�字从崩，与崩形近，而䣙又有�音，《史记》因误为蒯，晋遂立蒯成县，一误再误矣。从崩之字读若陪，犹徴读为止，乃读为仍。《老子》河上公本‘乘乘今，若无所归’，王弼本作‘儽儽兮’。《后汉书・郡国志》河南有蒯乡，注引《左传》‘昭二十三年，尹辛攻蒯’。《晋地道记》‘在县西南，有蒯亭’。馥谓䣙之为蒯，或因此致误。”（《晚学集》［清］桂馥撰，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补充二：扬州宣城郡陵阳县
杨朝明《试论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一文，根据《太平御览》卷二〇二引何法盛《晋中兴书》“成恭皇后杜氏陵阳，京兆人也”和《晋书・后妃传》记载同，认为杜皇后名字应为陵阳，陵阳县改为广阳县，“阳”字不改，是东晋避讳不很严格之故，而不是如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认为的“阳”字衍。此处应该出“编者按”，按语为：“《晋书・地理志》中有的地名是晋时就避讳的，有的则是唐人在编《晋书》时避的唐人讳，这些都应该有所区别说明。”（《九家旧晋书辑本》［清]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未能引用的资料还有未刊学位论文李海默著《两晋地方运作探微——十六州制・封国・三窟之计》（2011年5月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和2012年出版的孔样军《三国政区地理研究》（收入王明荪等主编《古典历史文化研究集刊》第8编第3册，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2年版）。
另外，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讲义中对方恺的《新校晋书地理志》有批评，认为《地理志》应该以断限为标准，不应该把所有出现过的县都标注出来。但是在实际汇释中，我感到如果不对增补的内容有所单列，就不能把全部的方恺校辑入，所以依照方校的内容和顺序，这些方恺补充的部分也都收录了，并用“[]”以示区别，而且在目录和索引中均有体现。两害相校取其轻，这就是本书突破中华书局点校本底本的地方，故请读者使用时注意。
谭先生在丛刊前言中讲道：“有关注释和论著的每一条资料不可能是全部可取的，每一个论点也不可能是全部正确的，当然要由编者予以判断、决定是非。所取的都交代原著名或原作者；所舍的一般不提，遇有影响较大的谬说，则须予以驳正。”我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所以还不能全面取舍，只能把收集到的资料，除去重复，进行罗列，有的也不全是历史地理问题，只是感到晋代地理资料太少，尽量收集，供研究者参考。肯定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2013年11月5日三校后又记
2015年3月6日收到本书新任责任编辑钱江先生寄来的四校样稿，除了核对校样，修改几处错误以外，我没有做内容的增补。希望将来有机会根据考古的新发现和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对此书进行增订，也诚恳地希望读者发现问题能不吝赐教。这次除看校样外，还把目录页码、地名笔画索引、地名音序索引三样一并做出。由于时间原因，也来不及定稿一篇介绍《晋书・地理志》及其研究综述的文章，只能留待将来补上。这几篇后记在数年数校中陆续写成，留存十年来的际遇与心情，最后还是决定保存原貌。
2015年4月8日四校后补记
今年陆续把四校样稿看了两遍。这两年来，又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出版，比如胡阿祥、孔祥军、徐成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谭其骧著《谭其骧全集》中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辑录》等，《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释文》也先后在网络版“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地名信息中披露部分内容，另外2014年黄学超还完成了《〈水经〉文本研究与地理考释》博士学位论文，这些相关研究进展都值得读者参考。
2015年12月28日补记
2016年2月26日收到钱江先生发来的五校清样，因为出版在即，既不能增补，也不能删改，只通读了一遍，改正一些标点和错字，并写了一篇简单的序言。特此说明，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6年9月14日五校后记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18年又将校样核对一遍，将今地改为2015年行政区划，并改正部分错误。最后感谢国家出版基金对本书出版的资助，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领导和黄俊、杨芳菁、刘义平等编辑们的辛勤劳动。
2018年9月18日记